“我母亲原名杜芷蓉，生于1910年，从艺后改名杜心苓。她早年长在书香世家，后来家道中落，但家里人也送她去读了书，直到家中又遭重大变故，她才不得不做了戏子来养活自己。她当年自认为和众人口中的下九流不一样，她觉得自己有骨气，虽在戏台子上穿着旧时代的衣服，卸了妆却想做个新女性。她要尊严、要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要男女平等、彼此绝对忠诚，不愿意为了感情摧眉折腰、委身伏低做小。”
杜誉的语气很平稳，但借着灯光，赵捷发现他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：“她是我最敬佩、最爱戴、最亲近、最尊重的人，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世上没有人天生低贱，我恨透了那个敲骨吸髓的世道。”
杜誉的声音很低：“周荣璋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说不清楚。他是个自私又懦弱的男人，害了我母亲一辈子。我的出生就是个错误，我宁可世上从没有我这个人，从没有我这个‘杜遇’。”
“我恨他，倘若我母亲从来没有遇见他，一生必定平安喜乐、儿孙满堂、福禄绵长。可是他对我有恩，在我母亲过世后，他养了我整整十年，把他毕生所学所悟倾囊相授，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本事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都快自身难保了也没有丢下我不管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。对我来说，他先是我师父，才是我父亲。他被人害死，替他报仇是我的本分，算是对得起他对我的养育和教导之恩。”
赵捷轻轻揽住他的肩膀，试图给他宽慰。
“我母亲在上海与他分道扬镳，他留在了那里。我母亲则去了北方，给老百姓们演出，创作了很多贴近生活的剧目，还义演捐款赈灾，名气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好，一直没有嫁人。五十年代初，我母亲回到遥城参与省京剧团的建设，没成想几个月后周荣璋也回来了。”
“当时周荣璋的原配夫人已经病逝，至于其余妾室，按照规定全部遣散了。他孤身一人与我母亲重逢，一同为省京剧团的成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，而后想和我母亲重修旧好。但他原配的子女们一致不同意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赵捷不解：“多了一个人来照顾他们父亲的晚年，还是与他们父亲两情相悦的贴心之人，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”
杜誉摇了摇头：“倘若周荣璋和我母亲合法结婚，他婚后所得的财产就有我母亲的一半，如果他和我母亲有了孩子，更是麻烦。那些人怎么肯？他们从上海跑到遥城来闹事，反复对周荣璋说：‘你们可以在一起生活，但绝对不能领那张证。你是个吃软饭的男人，别忘了你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戏子、下九流，靠谁才能有今天。你不配续弦。’”
“我不怪他们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是人性的真实。更何况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摊上了周荣璋这个花心、薄情却又深情的父亲。后来周荣璋为了收养我，提前把自己的财产都分了下去，只留了京剧行头和够我们生活几年的钱，还有他的退休金。”
杜誉这话让赵捷有了醍醐灌顶之感：怪不得他之前会那样说。
年轻人一瞬间无比痛恨自己曾经的迟钝，杜誉曾经的感叹萦绕在他耳边：
婚姻是一种财产关系，一种维系生活的方式。很多相爱的人并没有结婚，很多结婚的人也并不相爱，但只要走进婚姻，就会涉及私有财产分割和继承的资格。